黄遵宪理解了“自由”概念没有？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曾经写下一句小字作为解释：“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其意谓人各有身，身各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由于黄遵宪编写《日本国志》时，远在甲午战争之前，所以这段小字很受后人、尤其思想史研究者重视。大家都根据这段小字认为，黄氏能在光绪初年意识到“自由”的重要性，并将其加以定义引入中国，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毕竟，在当时的中国，尚没有几个人听说过作为西语的“自由”。即使听过，也大都作为耳旁风，一闪就过了。
　　
　　进而，学者们还常依据这则材料，模糊地认为黄遵宪赞同“自由”。确实，黄氏驻过日本、美国，读过卢梭、孟德斯鸠，见过冈千仞、中村正直。这样的经历，很有利于他理解并认同西方“自由”。何况，他对汉、宋儒学都持批判态度，拥有借鉴西学的热情和动力。
　　
　　但是，黄遵宪真的理解并对西方“自由”持肯定态度吗？
　　
　　单纯就上面这则材料来说，还真不容易判断其意是褒还是贬。黄氏没有说“自由”好，也没有说“自由”坏。他只是给出了一个解释或界定。然而，“自由”一词在现代社会的褒义色彩实在太浓了，很容易让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去理解。况且，黄遵宪后来明确肯定“民权”，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黄氏既然肯定“民权”，哪能不支持“自由”！“自由”与“民权”应该是一家人啊。我以前，其实也是这样想的。
　　
　　最近，读了黄遵宪与日人的笔谈，以及对日人汉籍的题批，突然觉得不对劲。黄遵宪在这个定义中，没说“自由”不好，可也没说“自由”好啊！相反，他在笔谈和题批中，倒是流露出很多对“自由”的批评。比如，他在与宫岛诚一郎笔谈时说：“（板垣退之助）若今所云云，近于墨人自由之说。”“若以素日不学无术之人遽煽自由之说，又大国武风侠气渐染日久，其不为乱者几希。”他在为儿玉士常《中学习字本》作序时说：“盖圣贤之书，忠孝之道，习之者众，人人有忠君爱上之心，固结而郁发，不可抑遏，以克收其效也。彼若国政共主之治，民权自由之习，宁有此乎？”
　　
　　根据以上两则材料，可以得出黄遵宪对“自由”的两点看法。首先，在黄遵宪的理解中，“民权自由”与“圣贤之书，忠孝之道”是对立的。“圣贤之书，忠孝之道”当指儒家之道，那么这意味着“自由”与儒家是对立的。其次，黄遵宪热屋内，板垣退之助所倡导的民权自由，“近于墨人自由之说”。“墨人”当指墨子之徒，“墨人自由”当指墨家反对礼教基础上的“尚同”。据此，“自由”就意味着反礼教，就意味着不受伦理约束。
　　
　　从逻辑上来说，这两则材料是黄氏驻日期间写的，或许还不能作为《日本国志》的说明。毕竟，《日本国志》定稿于黄氏游历美国、回国之后。他在驻美期间改变对“自由”的看法，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其对于“民权”的看法，不就与原来有很大不同嘛。但事实上，我们即使不用以上两则材料，仅仅凭借《日本国志》的文本，也能看到黄遵宪对“自由”的看法，并没有因为出使美国而发生改变。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部分，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论：
　　
　　西学既盛，服习其教者渐多，渐染其说者益众。论宗教则谓敬事天主，即儒教所谓敬天；爱人如己，即儒教所谓仁民；保汝灵魂，即儒教所谓明德。士夫缘饰其说，甚有谓孔子明人伦，而耶稣兼明天道者。论义理，则谓人受天地之命以生，各有自由自主之道；论权利，则谓君民、父子、男女各同其权。浅学者流张而恣之，甚有以纲常为束缚，以道德为狭隘者。异论蜂起，倡一和百，其势浸淫而未已。
　　
　　在这一段评论中，黄遵宪批评了“耶稣兼明天道说”。他列举了“耶稣天道”的两层内涵。其中一层是自由自主之道，另一层是君民、父子、男女同权。这两层内涵，与前文所分析的黄氏“自由”，意思基本相同，都认为“自由”近于墨家所谓“尚同”。而且，黄氏对于“自由”、“尚同”的态度也一以贯之，即“自由”、“尚同”就是反纲常、反道德。显然，由此可见，黄遵宪对于“自由”的态度，与几年前驻日时并无本质区别。
　　
　　实际上，黄遵宪不仅在驻日、美前后，对“自由”持否定态度，即使戊戌维新失败后，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他在与梁启超的信中，经常批评包括梁启超在内的革命青年，认为他们宣传和鼓动“自由”，纯粹是图一时之快。仔细想想，黄遵宪之所以如此坚持，恐怕就是因为他在“自由”问题上，始终没有转过弯来：如果人人各行其是，不服礼教，天下纲常与道德将何在？国家政治秩序又将何在？千百年来，儒家士人都这样想，也都因此而斥责墨、道、佛。黄遵宪比他们经历多，见识广，但是同样没能走出这道坎。
　　
　　其实，如果熟悉黄遵宪的经历，就会知道这个结论，并不令人意外。黄遵宪赴日之前，除了作诗就是应付科举，没有读过多少西学书籍。据说，他在研究天津教案时，曾经浏览过《教会新报》，也就是后来的《万国公报》。可是，那时的《教会新报》以宣扬宗教为主，没有多少政治知识。及至他抵达日本，确实有机会接触较多新学。不过，一来黄遵宪喜欢与文人交游，二来与冈千仞、中村正直交游时，又多抱天朝士大夫的姿态，对两位日本友人的西学文本，批评多于尊重。而冈千仞与中村正直，又愿意诚心诚意接受黄遵宪的看法。结果，黄遵宪赢得了盛名，却失去了深入理解西方政理的机会。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黄遵宪用心向中村正直、冈千仞学习，也不一定能转过弯来。两千年来，中国思想中的“个人”传统实在过于沉重，让大部分晚清士人都无法解脱出来，转而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思考“自由”。黄遵宪的思想经历如此，那些阅读过西方原典的人也是如此。比如，享有晚清“西学第一人”之称的严复，虽然对西学下了极大功夫，但是他对“自由”的理解，依旧没有逃脱道、佛、儒三家所合力奠定的个人传统。他的“自由”，同样只是一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东西。只不过，黄遵宪更担心“自由”对秩序的冲击，所以极为谨慎；严复更看重“自由”为个人，以及客观上为国家所带来的好处，所以积极宣扬。两人“自由”观的差异，主要在于价值而非事实上的判断。
　　
　　在西方政治思想中，“自由”固然是一种个人权利，但是其更深远的意义，是可以为“利维坦”的生成提供原料。而对于这一点，黄遵宪和他的朋友们，都没有任何的感觉或思考。他们的“自由”，就是纯粹的个人自由，或者纯粹的个人智识和德行的提高。
　　
　　（本文选自：读书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