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悲剧

    经过春秋时期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后在战国时形成了“七雄”争霸的局面，各国君主为了巩固和发展地主阶级的利益，加强对农民的奴役和剥削，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社会改革运动。 

    此时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图强，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进行改革等，其中成效最为显著的是商鞅的改革变法，它使得比较落后的秦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游牧的国家不出数年之间跃登为强国，威胁山东六国。可是商鞅作为秦国变法图强的奠基者最终也因变法获得了一个车裂而亡的悲惨结局，无不使我们感到痛惜。在悲伤之余，我们有曾认真思考过、分析过商鞅的悲剧是怎么造就的呢？ 

    在解答上述的疑问前，先谈谈商鞅其人及其变法的内容。 

    商鞅本命叫卫鞅，是卫国的国君的后代，按照“诸侯之子曰公子，诸侯之孙曰公孙”的礼制，他又名公孙鞅。秦孝公后来封他在商丘之地，号为商君，后人乃称他为商鞅。商鞅先仕于魏后离魏入秦，据《史记》记载经由宠臣景监举荐，商鞅前后四次与秦孝公交谈，最终以霸道强国之术得到孝公的认可。获得的最高当权者的支持后，商鞅便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与此同时也一步步促成了他的悲剧结局。 

    商鞅变法的内容相信诸位并不陌生。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重农抑商政策也是这时候确立的并一直为历朝所沿用。 

    商鞅的变法前后一共有两次，主要有以下几点：1.用法令形式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以法令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制；2.实行重农抑商政策；3.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4.普遍推行县制；5.建立什伍连坐制；6.统一度量衡。 

    凡改革必定会触碰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历史上所有变法改革者不得不面对的头号难题，而商鞅对此却是采取激进的方式，没能处理好不同阶级的利益，这是商鞅变法的一大错失，致使没能获得一个好的结局。变法中有一项是废除西周以来世袭的五等爵制，建立新的二十等爵制，它严重地损害了秦国保守派的利益。《史记》曾有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在第一次变法期间的太子犯法事件，说明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不可调和公开对抗的程度。当朝太子不惜以身试法，而商鞅表面上说必“罚太子”，最后“刑其傅，黥其师”，而太子以“君嗣”可以逍遥法外，说明法家依然受“刑不上士大夫”的传统文化影响，开启了“法外有漏网之鱼”的大患。商君主持变法近二十年，普通百姓重视及遵从法令甚过于国君的命令。但太子犯法，使得商法变成“只行于下，难行于上”的局面。因此，商鞅变法虽使得秦国变得强大，但也使得自己陷入危机的处境：一方面变法得罪了宗室贵族，另一方面就他个人而言得不到普通老百姓的拥护与理解（其变法的措施不容许他人异议，以铁血手腕压平一切阻碍。史书曾记述这样一个例子，变法初民众因于渭水边论法，被商鞅一口气杀死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声动于天地”。），使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利益对立更为严重。 

    商鞅改革的另一个错失是自己接受了於、商十五城的封地。当宗室贵族的封地逐一被回收，商鞅却领有十五城的封土。“南面而称寡人”，不但不能以身作则，反而带头破坏自己的法律。推行变法者自身也拥有法律豁免权，这就更加增加了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 

    试问，谈及至此，商鞅的悲剧不是早已注定好了吗？只是差那么一个时机让它到来而已，这个时机就是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逝。继位的是秦惠王，也就是二十年前以身试法的太子。作为商鞅变法的唯一支持孝公的离去，加之与惠王为首的保守派的矛盾，商鞅最终为秦国的变法图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综上所述，造成商鞅的悲剧的因素有社会客观的原因也有个人主观的因素，笔者认为其主观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细看历朝改革者，他们面对的社会客观条件大致相同，如管仲、王安石、张居正的变法，同样会受到保守派的阻挠打击，但他们却没落得商鞅如此不堪的下场。倘若他在变法过程中不那么激进，手段不那么血腥，且没接收那十五城的封地，懂得功成身退的话，结局必定会大有不同。可惜历史不容许假设，今人唯有以史为鉴，以免重蹈覆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