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木兰从军到道士下山，亵渎几多有

　　喜剧演员贾玲星期六晚上通过微博就其演绎花木兰的喜剧表演向公众道歉，上海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节目组亦表示暂停一期节目，待改进提升质量后再播出。贾玲道歉声明的题目就是：“辜负大家，对不起！”
　　
　　6月27日贾玲及其团队通过“欢乐喜剧人”演出了名为《木兰从军》的剧目，引来巨大争议。很多人指责该剧目对木兰形象的表现属于“恶搞”，因为中国人熟知的巾帼英雄木兰在该剧中成了“贪吃、不孝、花痴，且贪生怕死的傻大妞”。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幕“励志剧”，反映了“傻大妞木兰”成长为将军的过程。
　　
　　贾玲星期六晚间致歉后，为其辩护的声音骤然增多，这些声音对“舆论迫使一个喜剧演员道歉”表示不满。
　　
　　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来自微信的消息说，中国道教协会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孟崇然道长星期天发表声明，谴责陈凯歌拍摄的《道士下山》“肆意丑化道教、道士形象”，要求该片立即停映，陈凯歌及制片方做出公开道歉。互联网舆论迅速哗然，反对“道教界”这一要求的声音连成一片。中国道教协会随后发表声明，否认该协会曾要求过陈凯歌就《道士下山》道歉。
　　
　　我们注意到，公开谴责贾玲的声音都是民间发出的，其中以木兰家乡和木兰文化研究者的态度最为激烈。客观说，在中国大众文化的现实环境下，能够把贾玲表演当成“幽默”理解的人不多，很多人的第一感受是不舒服，认为该剧是在“恶搞”木兰，这种反应不应被看成意外。
　　
　　至于《道士下山》是否触碰了宗教的禁忌，是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之前“道教协会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声音与之后道教协会的正式声明明显矛盾，而后者的态度显然更加权威。
　　
　　其实公众中“懂道教”的人并不多，看过《道士下山》的同样不多，该片的市场反应挺差的。但人们在意贾玲和陈凯歌先后被要求道歉所反映出的某种倾向。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不断面临内部文化冲突。一方面，大部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牢固而敏感，有着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现代化带来部分人将传统与世界潮流对接的强烈愿望。这两种文化意愿不断摩擦，形成中国现代文化现象的千姿百态。
　　
　　应当说，保护传统文化和崇尚现代观念有着各自的合理性，社会心理在这两个方向上都非对立、僵化的。因此具体文化突破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突破角度和程度是否恰当，能否对应社会多元态度的内在张力，而不是冒失地制造断裂。
　　
　　《木兰从军》的表现形式对多数人来说有些突兀，但把它“一棍子打死”又让一些人感到另一种不舒服和警惕。这两种感受在今天的中国都相当真实，当《道士下山》也似被“乘势”要求道歉时，后一种情绪受到连续刺激，形成爆发。
　　
　　总体看来，中国社会里敏感因素无处不在，这些因素有时会自我克制些，有时会自我放纵些，而现在，后一种倾向似乎有所抬头。如何评价这种倾向另说，但它显然让文艺创作者面临更多压力。它意味着更高的要求：文艺创作者需更加睿智，有宽阔视野和敏锐洞察力。他们既不能为了创新就不顾分寸，用创新的合理性代替一切，也不能从此变得因循守旧，不思进取。
　　
　　围绕《道士下山》看来出现了信息混乱，但有关《木兰从军》的大量争论大概还是有价值的，它们有助于公众思考应当坚守什么，如何创新，以及怎样体现对艺术创作的宽容。
　　
　　争论总是非黑即白的，但正当性往往存在于黑白之间。绝对的阐述最痛快，让人印象深刻，但最合理的东西却很可能存在于比最激烈态度低一两格的位置。别轻易把那等同于和稀泥，没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