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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家方言词汇看客家“山居稻作”文化

2014-11-13| 作者:温美姬| 来源:mobilebet365365

  通过历史上的几次大迁徙,出自山西、河南等中原地区的客家先民,一步一步走过江淮、赣北、赣中等地区,最后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并在此地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进行了充分的融合,最终形成客家民系。中华文化大观园中一种全新的地方文化客家文化也与它相伴而生了。
  
  客家文化显然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经过考察,我们认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山居稻作"文化。这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上角度来看,从纵向看,客家先民未迁出中原地区时,生活的空间是平原地带,农业文化是"麦作文化"。从横向看,虽然南方多山且种植水稻,但南方别的汉族民系如湘赣系、越海系、广府系、福佬系,几乎都靠近大江、大湖或大海,有发达的"江、湖文化"或"海洋文化",因而没有一个民系的文化象客家文化一样有浓郁的"山居稻作"特色。
  
  这在客家方言词汇上有非常鲜明的体现,下文将简要论述。(以梅县客方言词汇为主要代表。如未特别说明,引例出处皆为《梅县客方言词典》,黄雪贞,1996。故多不再作注释)。
  
  为论述方便,将"山居稻作"文化分为"山居"文化与"稻作"文化两部分,分别论述。(但要作为一种民系文化标志和文化区别特征,只有在合二为一的时候才能成立,因为单是"山居"或"稻作",其它民系也有具有的,合二为一,则只为客家民系所具有。)
  
  一、"山居"文化及其相关的方言词汇
  
  "逢山必有客,有客必住山",客家先民到达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带时,平原沃野已为别人所占有,就发扬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进军山区,在山区落户求生存。这必然产生客家人的"山居"文化。一系列与山区相关的语词也随之进入客家方言并占据重要地位。表现为:
  
  首先,和山岭有关的词语异常丰富并很具特色。有与别地相同的"山腰、山脚、山涧、山顶、山峰、山寨、山中、山溪、深山、山区"等词语,更有别地少见的词语,如:山坑、山坑田、山拗、山塘、山岩(山陡立的侧面)、山窿(山洞)、山旮旯(偏僻的山区)、横排(横坡)、树山(长满树的山)、岌头、岌岗、岭岗、矮岌岗、软坳、山巴佬=山牯(贬称乡下人)、山精山怪=山精(戏称乡下人)、山歌等。其中的"岌(梅县音in53)",不是普通话"岌岌可危"之"岌",而是客方言本地字,指"山岗、山脊",这是客家人的独特创造;"山歌"大致指"民歌",则包含了客家人独特的文化韵,味。另外,"山"还可以作形容词用,指"边远的,多山的,交通不便的,闭塞的",梅县可说"係山"(陈修,1993),石城话①则可说"蛮(很)山,十分山",这更是客家人的一大发明。最后,戏称、贬称乡下人,用"山巴佬、山牯、山精山怪、山精",这说明客家人的乡下即山里,乡下人即山里人。而所谓的城镇,也是处在山区,为乡下(山里)所包围。
  
  其次,"树木"类词语很多。既有许多和总称"树"有关的词语如"树壳、树尾(稍)、树(木)排、树(木)梯、树秧、树头(根部)、树头下、树头背、树身、树棍、树板、树山、树梗、树筒、树窿空、树勺(杓)"等,也有许多是具体树木名称的词语如"松树、杉树、寻儿树、桐(油)树、苦楝树、木棉树、棕树、桉树、山苍儿树、梧桐树、桐儿树、竹、笋"等,还有许多词语是指每种林木下的不同种类及不同的部位,前者如"竹"下有"绿竹,硬头黄,苗竹、麻竹、山竹、观音竹、黄竹,古董竹、甜竹","笋"则有"苦笋、黄竹笋、绿竹笋、冬笋、春笋、淀笋、笋干",后者如"竹",有"竹衣、竹节、竹头、竹尾、竹叶、竹壳、竹棍儿"等。另外,和"树"相关的山区"瓜果"类词也很多,如"糖梨、柑儿、橙儿、桔儿、柚儿、牛眼、芎蕉、米蕉、大蕉、土蕉、榄儿"等("树木"类、"瓜果"类的分类及收词皆按《梅县方言词典》)。
  
  第三,关于动物的很多。一是关于野兽野禽等的词语多,这是由于山区的地理环境及植被林木所提供的一个丰富多样的动物世界所决定的。象"山猪、野猪、山鸡、野鸡"等方言词在客家地区比比皆是。二是关于家养牲畜禽类等的词语也多,这是因为山区商贸不便,肉类及役使动物常自给自足。故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家养的"猪、牛、狗、鸡、鸭、鹅"等。而山区野兽野禽的大量存在,也许为客家先民豢养动物提供了一个充分条件。各类动物的名称无需列出,但有一点需指出,就是客方言词汇体现出客家人对动物的认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入之处:一是对动物称"哥",如"猫哥"、"蛇哥"、"猴哥"、"滑哥"(鲇鱼)、"豹虎哥"(一种小蜘蛛)。这一方面也许体现了客家先民与山区动物朝夕相处所建立的和谐的人与动物的关系,或许还融入了"天人合一"的哲理认识。另一方面,也许反映了先民对山区凶猛恶毒动物如"蛇"、"豹虎"的一种畏惧心理,故试图通过称"哥"表达一种亲切、敬重而不是敌对的态度,以消除畏惧心理。②二是对动物的性别与交配有很深入的认识和很细致的区别。对于性别,差不多每种动物都能以"牯(公)、嫲(母)"区别指称,如"鸡公、鸡嫲、猫牯、猫嫲、狗牯、狗嫲、驴牯、驴嫲",甚至推而广之,身体器官、器物、自然景物也能区别性别,如"鼻公、舌嫲、碗公、刀嫲"。对于不同动物的交配,也能以不同的词语相区别,如"承公、打公"指鸡交尾,"走草、驳家"指狗兔配种,"打家"指猫马配种,"打踏"指鸟交尾,"驳尾"指蛇交尾,"走生"指猪牛羊等配种,"盖白"指鱼交配。
  
  第四,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居词语"围龙屋"系列词。客家的围龙屋,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汉族五大民居建筑。而围龙屋也是客家人在闽粤赣山区为了防范山间野兽及土著的侵犯而发明创造的一种防御性民居。相应地,在客家方言词语里,就有了独特的"围龙屋"系列词语(见胡希张等的《客家风华》):围龙屋、一围龙、双围龙、三围龙、五围龙、正屋龙厅,围屋间、化胎、伸手......("围龙屋",在赣南的体现是"土围子",在闽西的体现是"土楼",在粤东北的体现是"围屋",它们各自又拥有相应的系列词语,如闽西"土楼",有"圆楼"、"方楼","圆楼"中还有"椭圆楼"、"半椭圆楼"、"半月楼",另有一系列专名词语:"承启楼"、"怀遇楼"、"侨福楼"、"振成楼"、"顺裕楼"、"如升楼"、"裕昌楼"、"永宁楼"、"永康楼",详见黄汉民《客家土楼民居》)。
  
  第五,赋予"湖"特殊的意义:小水坑。如石城,湖lu43(小水坑),井湖(水井),泥湖(脏水坑),肥湖(粪坑)。这也是山区地理环境造成的。因为山区大江、大湖很少。看到一个"小水坑",就把它当湖看待。
  
  二、"稻作"文化及相关的方言词汇
  
  客家先民在中原地带时,农业文化应是麦作文化。到达南方山区后,他们学习了当地土著如畲民等种植"畲禾"等技术,又垦荒造田,修陂开圳,引水灌溉,并打制各种生产工具,于是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水稻种植。农业文化就随之改为"稻作文化"。客家方言词汇也有很充分的证明。
  
  第一,与水稻相关的"田(稻田)"类词语多。中原一带如洛阳(贺巍、1996),"田"类词语不多,多管"田地"叫"地",如"水地(水田)"、"坡地(坡上田地)"、"薄地(不肥沃田地)"等。客家地区则多叫"田",相关的词语很多,如"田土丘、田唇、田唇背、水田、沙土田、山田、浸冬田、湖洋田、过水田、旱田、丢荒田、田坎、田缺、田头、耘田"等。
  
  第二,与水稻有关的农具类词语多。这类词语,指的农具不是北方与麦子有关的"碾子"等,而是与水稻相关的"砻、碓"等。这类词语数量大,如客地于都(谢留文,1998)有"砻碓、禾镰、禾杠、禾板、禾桶、谷箩、米筛、谷筛、糠筛、米盆、风车、打谷机"等词语,一些词语还可引出相关的一个小类,如"碓"有"碓包嘴、碓架、碓臼、碓杆、碓坞、碓弓、水碓"等。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秧(稻秧)"类词语和"禾(水稻)"类词语多。"秧"类词语如"秧田,做秧箱、落秧、蘸秧、扎秧、散秧、脱秧"等,"禾"类词语如"畲禾、旱禾、禾头、秆叶、禾衣、出禾、割禾、打禾、未秆、秆衣"等。需要说明的是,"稻作文化"在农业上并不排除种植其它的一些山区作物"番薯、番豆(花生)、蔗(甘蔗)",相反,应包括它们在内。因为它们常常与水稻一起间种或套种,往往同居于"稻田"。不过,无论是种植数量还是所占地位,它们都不能与水稻相提并论。当然,作为杂粮,它们显然弥补了主粮稻米的不足,因而在文化上,自然补充并丰富了"稻作"文化。
  
  从本质上说,"山居稻作"文化是山区小农经济的文化体现,是一种山区农业文化。随着客家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客家人的海外迁移,新的文化形态"商业文化"和"海洋文化"必然会产生并融入客家文化、丰富客家文化。但这并未改变"山居稻作"的文化本质。因为一方面,.客家人主体生存的环境依然未变,他们仍在山区,并仍在进行农业生产。比如粤东梅州市,发展农业仍是主要任务,现正在实施"三高"农业发展计划。另一方面,客家人固有的思想稳固性必然会使文化观念、文化方式根深蒂固,就是海外的客家人,他们也会带去这种文化印记。比如从职业上看,与广府人和福佬人较多在城镇经商相比,他们更多在山区乡村从事种植等职业。所以,时至今日,客家文化仍是一种"山居稻作"文化。
  
  ①石城语材料由温昌衍提供。下同。
  
  ②林伦伦先生告知,游汝杰认为"哥"是外来词缀,如粤语中的"鼻哥"("鼻子"客方言讲"鼻公"),可参考。
  
  参考文献
  
  黄雪贞1996《梅县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陈修1993《梅县客方言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胡希张等1997《客家风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贺巍1996《洛阳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谢留文1998《于都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黄汉明1995《客家土楼民居》,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文章出自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客家研究辑刊》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周逸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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